周树山:严复与近代中国转型

——万里西风雁阵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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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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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甲午海战。严复的多位同窗和学生死于战火,从军舰吨位和从西洋引进的装备来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几乎彻底覆灭。严复为此受到很深的刺激,他沉痛地说: “呜呼,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今者款议不成,而畿辅且有旦暮之警矣。”(《原强》)严复写下这段话时,时当1895年,大清国连败于日军,警报还没有解除,赔款求和,丧权辱国是王朝苟延残喘的唯一退路。严复和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和所有先进的知识人一样,严复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前的危机,不过是易姓换代的王朝更迭,而今,若中国没有顺应潮流的勇气,则有亡国灭种之危险。 “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世界的这种变局,严复觉得没有一个恰当的名字称呼它,因此,他起了个名字称之为“运会”。运者,时代和世界的走势也,会者,汇通如潮涌,非人力所能阻挡也。所以,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 (《论世变之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人想阻挡这种历史潮流,如螳臂当车,唯有自取灭亡。

  

   那么,这种潮流或谓“运会”到底是什么?何以使当时最睿智最先进的知识者有如此之感叹,认为中国非变不可?

  

   严复有恰切的论述,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王朝再也不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自认为是天下老大,愚民且自愚,残民而自恣了。若将严复等人的论说做个比喻,好比西方的一个白种大汉一脚踢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老太爷开始以为还是从前的“生番蛮夷”,边鄙属国来进贡,睡眼惺忪中断喝一声:“跪下!”其下属家丁也连声叫喊。白人大汉没见过这阵仗,不由得有些犹疑和发蒙,在一番争执和恫吓之后,白人大汉悻悻而去。过些日子他又来了,一进门,先给老太爷劈头一掌,这次轮到老太爷发蒙,定睛一看,门外站着的不是一个大汉,恍惚中似有好多个,个个凶神恶煞,提出要和老太爷做生意,必得老太爷在客厅里预备一张床铺,好叫他歇脚酣眠。老太爷大怒,命家丁们拿起古老的扫帚、拖把,把这些没怎么见面的蛮夷赶将出去。不想白种大汉们却掏出古怪的武器来,只轻轻一扫,家丁们应声而倒,丧命溃逃,完全不是这些大汉的对手。老太爷这才害怕起来,不敢:岱⑼,请大汉上座,敬茶、给钱,说好话,先把他们打发走了再说。可是,大汉们轮番上门打秋风,提出种种无理要求,让老太爷应接不暇。从前安宁的日子再也没有了,老太爷这才感到世道变了。

  

   对于这种汹涌而来的“运会”,严复多有论述,一些闭目塞听的守旧派认为:蛮夷不足虑,中国地大物博,有三千年灿烂文明,“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守祖宗之法,走中国自己的路,华夏必胜。何必杞人忧天,如此夸大蛮夷之力,岂非白日见鬼,灭自己威风吗?严复苦口婆心地说,为什么说中国自秦以来遭遇未曾有过的“世变之亟”呢?那是因为此蛮夷非彼蛮夷也!对此,让我引述后来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的论述——

  

   中华民族到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有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期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人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族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有过关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中国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到十九世纪,来和中国找麻烦的不是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中国近代史·总论》

  

   但是,让长久与世隔绝,在封闭的专制帝国大酱缸里自得其乐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认识到危机之来亦并非易事。第一,因为封闭日久,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知晓;第二,即使知道世道变了,他们还是想把大门关起来,过自己从前的日子,因为从前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堂。从天堂回到人间,他们是拼命抵制的。

  

   对外面的世界全然不知,也不能说他们就是愚蠢,用鲁迅的比喻来说,国人在封闭的铁屋子里酣睡,慢慢地窒息而死,并不觉得痛苦。有一个人喊叫起来,惊醒了周围的人,这个喊叫的人就是众人的公敌。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国虽然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做了多年生意,皇帝和他的臣子们还对打上门来的英国一无所知。据吕思勉《中国近代史》介绍,鸦片战争中,朝廷在台湾抓了几个英国人,皇帝亲自下旨,命官员严讯,务必弄清以下问题:英国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属国?这个国家和新疆回族各部是否相邻,有没有旱路可通?和俄罗斯是否接壤?和俄罗斯做过生意吗?此次打上门来的英国人是受英皇之命来的还是在外带兵的将领私自派遣?皇帝对西方这个强国的地理方位和国情全然无知。对打进国门的敌人更不了解。有没有了解的渠道呢?有。明朝末年,就有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国情和民俗的书,名为《职方外纪》, 但中国人认为那是妄说奇谈,根本不相信,连纪昀修订《四库全书》时都把它摈除在外,暗昧封闭如此,世变之亟时,当然惊慌失措。

  

   皇帝如此,臣下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林则徐,皇帝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是当时朝廷中最忠诚能干的大臣,他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后世的许多政治人物皆用此表白心志,他还让人每日翻译外国的报纸阅读,应算得朝中最开明最通外情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位开明臣子,到广东禁烟,英国人要中国官方赔偿没收的鸦片烟价,林则徐以官文回复,其文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这样的檄文,如同从《封神演义》等旧小说中抄来的,可它就是大清国与外邦交往的官方文书,而且出自最开明干练的臣子之手。英国人看着拖着长辫子,穿着奇装异服,磕头作揖的清国人本就感到奇怪和诧异,看了这样的官方文件,当然是目瞪口呆。

  

   统治者对外边的世界无知,有着夜郎自大的心态,这完全是他们封闭自愚且愚民的结果。影响所及,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严复等人对国人客观介绍西方还要受到很大阻力。一是你只要介绍西人政经文化的优长,就说你别有用心,西人是我们的敌人,岂能说敌人的好话?在十九世纪末期,严复就公开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落后于西方,就是因为统治者“以奴虏待其民”。而西方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这种对西方价值观的肯定和推崇,百余年后,对我们还是一个问题。严复的时代还有一种人,认为西方的那一套思想、学说和治国方略,都是我们老祖宗从前有过的,此谓之“西学中源论”。宣扬这种理论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介绍西学的某种策略,使视西学为洪水猛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不那么恐惧和敌视,这种人当然其心可悯,如汤寿潜为了在中国实行立宪,就写过《宪法古义》一书,论证西方宪政的理论和做法中国自古也有过,不过不那么全面,没有持之有故而已。另一种人则是守旧的顽固派,固执地认为中国的礼教和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西方那一套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拾我们老祖宗的余唾而已,我们完全不必理会西方那一套。

  

   严复那个时代以及其后先进的知识人,认为这个自秦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形成了一种人类向更先进更文明的社会前进的潮流,“夫士生于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论世变之亟》),如果你看不到西方的强大,你是个睁眼瞎;如果你认为不学习西方,走中国的老路,中国就可以像西方那样强大,学习西方,也用不着通晓西学,有世界眼光,能顺应潮流的真人才,你这种言论就是丧心病狂。严复认识到中西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西方的文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世道已变,西方世界打上门来,我们必须学习和认识另外一种人类文明,统称之为“西方文明”。如严复所云:“自胜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国朝,梯航日广……道咸以降,持驱夷之论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有不得已而连有廿三口之开。”到了1895年,中国已被迫开放二十三处通商口岸,不仅国门被砸开,连墙垣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再想把门关上已不可能了。无论你高不高兴,“运会”已至,大潮席卷而来,古老的中国被外力逼迫,必得实行社会的转型,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

  

   什么叫转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总序》)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被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所认同,以后一百多年来,代有贤人智者,大声疾呼,但云遮雾掩,千折百回,暗礁危崖,似难超越,时至今日,国人大多数的共识是,中国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完成。何以这个百年老话题被不断提起?面对这个关乎十几亿人文明幸福的“运会”,中国人为什么交不出完满的答卷?这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的碰撞,其间的纠缠抵拒,生死搏杀岂可一语道。恳痪浠,被西方近代思想家称为“东方专制主义”有一条千年老根子在,这条老根子粗长深远,盘根错节,拔除它绝非易事。

  

   严复其后对中西文明进行了一些比较,他认识到,中西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在源头上就是截然不同的。

  

   甲午海战后的1895年,严复因个人及民族情感创深巨痛,思想最为敏锐深邃,对问题的思考也最为深远和睿智。他在这一年发表一篇名为《辟韩》的短文,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老根子进行了挞伐和批判。他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把权力分散的封建制消灭了,建立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中央集权制度,而韩非为这个权力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被中国后世的思想家称之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的理论建立在人类不平等的基础上,他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惰,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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