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经济社会学思潮与罗桑瓦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0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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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进入专栏)  

   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杜尔凯姆、帕累托、凡伯伦、韦伯、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思想,都曾对整个社会学和经济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法国社会学长期以来一直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经济社会学曾一度沉寂,但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等人对社会保障体制的研究,走出了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开辟了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前景,并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成为一种社会学中的新的趋向。

   罗桑瓦龙生于一九四八年,是法国四十多岁一代人中的较长者和佼佼者。他是经济学出身,早年曾担任过法国劳工联盟(CFDT)《今天》杂志的主编,现为法国高等社科研究院的研究指导主任。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就出版了一本引起很大争议的著作:《经济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式资本主义》。在这本著作中,他通过对霍布森、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伟大思想家的著作的重新研读,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假设:十八世纪自由经济主义的乌托邦和十九世纪社会批判主义的乌托邦,可能只不过是同一社会事实的两种形式,前者用经济学取代政治学,用“市场”概念取代“契约”概念,后者则用政治学取代经济学,用“阶级斗争”的概念取代“市场竞争”的概念,前者产生了资本主义,后者产生了极权主义。罗桑瓦龙主张消除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倡导一种多样化的社会。

   罗桑瓦龙的早期研究具有知识历史学的色彩,主要是考察十八——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和福利制度产生的根源与过程。他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一八八六——一九六四)的影响。博兰尼生于维也纳,是匈裔英籍学者,他一生主要是教书,著述很少,但他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根源》,却成为一本划时代的作品,使过去大部分此类主题的著作都黯然失色,他也因此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彻底、最清醒的经济历史学家。博兰尼在《大转变》一书中以一种人类学的方法揭示了自由经济市场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他认为一九三〇——一九四五年的严重危机宣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死亡,这种死亡不是由于世界大战的打击、无产阶级的斗争或法西斯主义的破坏,也不是由于利润率降低、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等所谓经济规律,而是由于市场与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产生冲突。博兰尼是较早对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学者,他的《大转变》与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以及波普的《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一样,都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论。

   罗桑瓦龙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并于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经济学的悲惨》。逐步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抵御经济自由主义的风险的需要,相对于经济周期来说,社会保障体制具有“反周期功能”,并承担着避险、救助和再分配的社会功能;但是,今天西方的福利国家面临着三个危机,即财政的危机、合法性的危机和效率危机。财政上的危机是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剪刀差造成的。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了,而社会发展仍在“正常”推进,医疗费和养老金都随保健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以及老龄人比重的增加而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失业金也会大幅度增加,而在经济不能同步发展时,只好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分摊金提取比率、税率以及增加税种等方法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超前的消费,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合法性危机是指人们对福利制度的消除不平等的目标产生新的疑虑。从历史上看,福利保障制度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避风险,二是再分配。社会保障在西方一直被作为一种间接的消除不平等的机制,今天,没有人不认为消除经济社会不平等是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同时也没有人要求消除一切社会差异,达到完全的平等。但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现实的福利危机来看,西方福利社会旨在消除差异的福利再分配,不仅没有遏制住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反而损害了直接收入的等级体系的有效机制。于是人们普遍产生疑问:西方精心设计、孜孜以求并引以为傲的那个自由民主、福利平等制度究竟会达到什么结果呢?效率危机是指近十几年来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和社会转移支付的回报率持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福利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规则更加复杂,分类更加细致,保障的项目更加多样化,同时管理机构也更加庞大,这些都使管理费用大大增加;二是中央管理机构变得臃肿、官僚化和不透明,从而使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现象难以避免;三是很多福利和保障项目的增加和改善,其后果不是带来相应的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而是养懒。

   尽管罗桑瓦龙深刻地揭示了福利国家面临的危机,但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保障支出视为经济效率的“障碍”和经济活动的“负”的“陈旧的经济学观点”。他指出,凯恩斯早在一九二六年写给法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公共支出达到国民收入的1/4是危险的,众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也都为社会保障支出划定过比例界线,但事实上却一再突破,而且并未产生他们预言的“社会不稳定”。罗桑瓦龙认为,社会保障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福利体制的失败,这是发展中的危机,意味着要为这一体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医院、学校等等就像汽车制造、石油开采和化工一样,是一种产业,一种新型的构筑未来社会的产业。

   罗桑瓦龙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在用人类学的方法重写历史,他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公民的加冕礼》一书,是研究从法国大革命到十九世纪末的普选权问题,但实际上是对现代民主形式的意义的全面考察。他主张从历史的复杂性中去重建关于自由经济、国家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事实”,而不是将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法律和制度问题。

   罗桑瓦龙等人所代表的经济社会学思潮,总的倾向是对那种标准的经济模式提出挑战和质疑,他们提出很多令人感兴趣的和有意义的问题,其方法也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只是在理论上迄今尚没有重大突破。这可能是由于,当他们使用经济学本身的语言来进行经济学批判时,实际上很难超越已经被经济学几经证实的命题和反复定义的概念,他们所引入的新的分析变量,在经济学家看来,只不过是具有启发意义但无法测量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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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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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7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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