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锦龙:批评视角与西方《哈姆莱特》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01: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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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锦龙  

   《哈姆莱特》自1602年出台以来,引起了西方各时期各派思想家、理论家、作家最广泛的注意。西方大型批评文集《莎士比亚评论集》的编辑者哈斯和斯哥特指出:“在西方,言及文学评论之数量,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与《哈姆莱特》相提并论。”①《哈姆莱特》之批评史不只是西方理论界关于“哈”剧的接受史,同时也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自身发展过程的缩影。科学地总结这份宝贵的遗产对我们认识文学批评规律,发展我们的“哈”评以至文学批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西方《哈姆莱特》评论(以下简称“哈”评)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总结整理工作,如哈利·列文先生等专以此题著过书、立过说。不过,由于他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各时期批评家们的批评观点、批评结论上,而未顾及其批评过程,未深究批评家们是怎么得出结论的──他于何处着眼,从什么地方入手,即忽略了文学批评的一个中心环节批评主体的批评视角,因而他们所做的一般仅止于概要式地复述论者的观点,而未能深刻发掘各批评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哈”评总的发展轨迹。

   从批评主体的批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看到,300多年的西方“哈”评史并不是一连串突发的理论观点的累加,不是杂乱无章的,相反,有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三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哈姆莱特》的批评从情节点评开始,经人物解析,发展到晚近的意蕴开掘,经历了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到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与西方人由表入里、由局部到整体之认知思维水平的发展过程同步同构,其规律性昭然可睹。本文在此拟从批评主体的批评视角出发,对西方三个多世纪来“哈”评的历史发展及内在规律,作一些具体的分析考察。

  

17、18世纪──整体直观的情节点评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前期正是古典主义思潮风靡欧洲大陆之时,莎士比亚的创作与当时的艺术原则相去甚远,所以未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由于莎剧特别是“哈”剧本身不可掩抑的艺术光彩,因而仍引起了部分人的密切注意。英国的汉莫、约翰孙,法国的伏尔泰就是这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的“哈”评家。

   汉莫于1736年发表的《〈哈姆莱特〉悲剧评论》堪称是“哈”评史上第一篇正规的批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汉莫指出,《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剧作中最成功的一部,原因是它写得严肃悲壮,完整统一。《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根据沙克索·格莱姆《丹麦史》中有关哈姆莱特的记述改编而成的,作者在改编过程中剔除了其中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如人物的疯狂举动等,选择精美的情景入剧,使作品显得严整有机。不过,作者在改编过程中,故意在其悲壮情境中穿插进一些喜剧因素,并无来由地让哈姆莱特装疯,把他写成一个犹豫不决的人,这或与作品悲剧气氛不合,或与剧情的发展不协调,不能不说是败笔②。

   汉莫之后的另一位重要“哈”评家是法国的伏尔泰。他认为,《哈姆莱特》创作是失败的,它“既粗俗又野蛮”,“是一个烂醉的野人凭空想象的产物”③。首先,作者在作品中塞进了一些荒诞离奇的东西,与生活真实不合,令人不可理解:“第二幕,哈姆莱特疯了;第三幕,他的情人也疯了;王子杀死了他情人的父亲,就象是杀了一只耗子;而女主角则跳了河。”“哈姆莱特,他的母亲、继父一起在台上喝酒,大家在桌旁唱歌、争吵、欧打、撕(应为“厮”──编者)杀。”④其次,作者在剧作中故意插入了一些插科打诨式的喜剧因素,破坏了剧作严肃悲壮的气氛:“人们在台上为她(奥菲利娅──笔者)掘墓,掘墓人说着一些与他们身份相吻合的脏话,手上还拿着死人的骷髅头;哈姆莱特以同样令人厌恶的疯疯癫癫的插科打诨来回答他们可悲的粗话。”⑤再次,作品在哈姆莱特复仇的主要线索之外加进了一些不相干的情节,如福丁布拉斯征服波兰的故事等,破坏了作品的整一性。当然,他也不能不承认莎剧本身仍有其不可取代的艺术优势──即它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他说:“最离奇的是,在使英国戏剧至今如此荒唐、如此野蛮的这些粗俗而不合法则的情节中,在《哈姆莱特》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无愧于最伟大天才的崇高特点。”⑥

   与汉莫、伏尔泰以故事情节的严肃整一性为评论准则不同,此阶段的另一位重要“哈”评家约翰孙则以生活的丰富多彩性为品评准绳。正是基于此,那些在伏尔泰眼里不堪忍受的戏剧处理,在约翰孙那里便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造化。约翰孙指出:莎士比亚的剧作每一部都有独到之处,《哈姆莱特》特色在于情节极丰富生动。剧本状写了如此多的事件以至单是它们的概要就能编织一篇丰富生动的故事。作品剧情在喜剧性场面和悲剧性场面的相互转换中进行,在轻松欢快的笑声和严肃深刻的哲理思考中交相展开;出场角色时时变换更新,人物各具特点,栩栩如生。当然,其中也不无败笔:1)剧本中有许多场景无助于情节的发展;2)哈姆莱特的装疯没有足够的理由;3)哈姆莱特在剧中虽是主角,可是他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他的行为多受情势左右,出于不得已;4)剧本结局的某些处理也不合情理,如哈姆莱特和雷欧提斯在决斗中掉换武器就缺少根据;5)最后好人坏人均同归于。怀鲎髌返那阆蛐院妥髡叩牡赖抡甯欣。⑦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这些早期“哈”评家尽管各人的评价标准不同,对剧本所持的态度也不一样(伏尔泰贬多于褒,约翰孙褒多于贬,汉莫褒贬相当),但他们的批评视角却完全一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作品的情节结构上。这看似偶然而实际上并不偶然。西方社会在18世纪中叶前,还基本处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初级阶段农业社会阶段。这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较原始的手工工具,生产落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下,主体认知事物的能力和水平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一般仅滞留于其外部,还无法深入到它的内核给予具体透析,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人们“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⑧。与之相联系,人们在艺术上也多致力于作品外部因素。就创作而言,从古希腊的荷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卜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再到18世纪的菲尔丁等无不把创作重心置于精心地构造和安排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上;就理论认识而言,这阶段的很多论著都把理论焦点放在讨论如何组织安排情节结构问题上,如被人们奉为理论圭臬的《诗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所讨论的就是悲喜剧的情节安排问题。文学批评作为人类认知方式的一种,自然无法超越时代,西方早期“哈”评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作品的外在情节结构上,这显然与人类早期整体直观的认知水平及思维方式深刻联系在一起。

   在传统的叙事体文学中,情节结构编织题材内容,构筑形态体式,构成一作品的基本框架。西方早期“哈”评家抓住了情节也就等于抓住了作品的整体构架,因而便高屋建瓴式地把握住了全作风貌,既看到了它的艺术优势如情节的严整、丰富生动、离奇性及其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等,也正确地指出了其中一些与情理不合的艺术处理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延宕等,从而启开了“哈”评家们的热门话题,为后代的《哈姆莱特》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不过,情节结构虽是传统叙事体作品的基本成分,但仅是它的外部框架而已,对它的密切注视虽有利于评论家比较全面地把握作品全貌,但却无力引导接受者进入到作品的内部去。正因为这样,以汉莫为代表的早期“哈”评家虽曾在整体上把握了“哈”剧全貌,揭示了剧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可未能深入到作品中去,触及其中的一些本质因素如人物性格、主题思想等,因而不能也不可能对上述基本问题做出比较令人满意的回答。

   如果把一部作品比作一架人体的话,情节结构便是它的骨架。骨架虽是人体最基本的成分,但并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核心,人体除了外在骨架外还有内在血肉以至灵魂。把握一个全人仅至于其骨骼远远不够,同理把握一部作品也显然不能仅限于其情节。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思维方式的改变及“哈”评家们的批评视角的转变,西方“哈”评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世纪──局部入里的人物剖析


   18世纪中后期,经过资产阶级工业大革命,英国以至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大都步入了工业社会。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产品的高度精确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甲方的部件在乙方被套用。这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便在无形中促成了人们新的思维品格,即不象过去那样只满足于囫囵吞枣式地体察事物,而是要求对客体要有一个极具体、明晰、准确的认识。与之相关,理论界对“哈”剧的探讨也从过去外在情节点评转移到形象解析上,主人公哈姆莱特的性格成了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哈姆莱特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犹豫不决,因而哈姆莱特的延宕及为什么延宕便成了这时期“哈”评探求的中心问题。哈姆莱特见鬼魂时曾答应要立即复仇,可后来却辗转徘徊,一拖再拖,这是为什么呢?

   18世纪末的德国伟大作家歌德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时代整个脱节了”⑨,哈姆莱特想重整乾坤,但他却又是这样一个灵魂高尚、感情细腻、生性敏感的美丽王子,“没有坚强的精力”扭转乾坤;“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了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而“这重担他不能掮(应为“肩”──编者)起,也不能放下”⑩,因此只能观望、徘徊、等待。这里,歌德从主人公的禀性入手解答了他延宕的根源。

   19世纪初的英国作家理论家柯勒律治认为,哈姆莱特“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能力”(11),他的延宕是由思想过剩所致。他是从人物行为特征的角度解释延宕问题的。

   19世纪中叶的德国批评家卡尔·魏尔德认为,哈姆莱特是可以立刻杀死凶手克劳狄斯为父报仇的,可是他如何向大众证明这一切是出于惩处凶手、伸张正义,而不是出于个人野心呢?为此他在复仇前必须想方设法“暴露克劳狄斯,揭发他,使他的罪恶公之于众”(12),因为“如果他杀了国王而无任何方式证明他本人的行为是正当的”(13),那么他自己在人们的眼里就成了野心家、篡位者和凶手,成了众矢之的。而要将克劳狄斯的罪恶公之于众,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他延宕是由于摆在他眼前的任务太艰巨了。魏尔德的着眼点是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

   20世纪初的哲学家、理论家布拉德雷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直接基于他在一种特殊的境遇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即他深刻的忧郁性”(14)。哈姆莱特曾对人生抱有极美好的人生愿望。后来父亲的死特别是母亲的改嫁给他心灵造成了极深的创伤。本来在他眼里他父母是人间恩爱夫妻的典范,他的父亲爱他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风吹痛了她的脸”,母亲却倚在父亲身旁,“好象吃了美味的食物,格外促进了食欲一般”。可父亲死后刚刚一个月母亲就改嫁了,并嫁了一个远远不如前夫的人。在他眼里,她的行为不仅出自浅。且蛭恿四潜傲拥娜庥。他震惊了,“他的整个心灵被毒蚀了”。因为母亲的行为,他甚至对人本身失望了。他讨厌人生,对生活夫去了兴趣和热情,失去了行动的动因,从而变得犹豫、延宕(15)。布拉德雷所关注的是人物的内在心理。

20世纪中叶的心理分析学批评家琼斯认为,哈姆莱特的延宕“是由于他对他所承担的复仇任务的特殊的厌恶心理造成的”(16)。哈姆莱特从儿时起就在潜意识中对他所接触的第一个异性──母亲 ──就有一种性爱要求,而对母亲的配偶父亲却怀有敌意,他有一种内在的杀父娶母情结。后来克劳狄斯杀其父亲娶其母亲的举动,其实正是他自己在潜意识中想做的,他罪恶的叔父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因而就深层心理而言,他杀克劳狄斯就等于杀自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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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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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皇华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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