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难忘一九七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7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01:54:59

进入专题: 文革   七十年代  

唐晓峰  

   本文原载于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转载自“赛博谈”(公众号:lawincyber),网站:lawincyber.com)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挥醒矍耙恍∪,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桓页腥鲜率。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分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爸皇呛湍旧诘紫铝,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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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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