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秘密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97 次 更新时间:2018-03-30 01: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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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进入专栏)  

秘密社会性质的界定

  

   要搞清秘密社会是什么,我们先从它不是什么说起。

   它不是土匪,不是盗贼,也不是革命党。土匪一方面“同社会法律公开作对”,另一方面是以躲进深山,占据一个土围子的方式求得犯罪后的安全的,它是与社会隔离的。秘密社会则存在于大社会中,所谓“大隐隐于市”。盗贼是“低级的行径”,它不建立和依赖关系网,构不成“社会”。且盗贼在社会上几乎永远也没有尊严、权力和权威,而这些都是秘密社会的头领所追求的。革命党和秘密社会在对社会的反叛程度上差距过大,后者并不怀抱改造社会的宏愿。

   秘密社会的成员持有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但是多数秘密社会,或者说能够持续存在的秘密社会不反政府。反政府确实可以为帮助一个秘密团体吸引众多的不满者,从而迅速崛起。但它们大多不可能长久地以这种方式存在,其前途要么是被政府消灭,要么是走出秘密的阴影,成为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社会最通常的方式是与主流价值观对立,但不反政府,只寻求一个与主流文化不同的子系统,且这系统是隐蔽的。

   秘密社会生存在政府管辖的大系统中,不逃脱在其之外,而是在其内建立自己的与主流价值观对立的小系统,在对立的同时谋求尊严并努力披上合法的外衣。

   秘密社会不是职业,其成员渗透到社会上各行各业中。秘密社会是一种保护系统,对内互助互惠。其首领是特殊的权力持有者,他对权力的追逐不是遵循合法的渠道,而是靠着在其系统内充当垄断性保护人,在社会上充当调停人。

   任何社会都缺少不了交换和秩序。这也是秘密社会不同于土匪和盗贼,能称之为“社会”的原因。它在破坏和瓦解主流社会规则的同时,也在维护着另一种社会秩序,对社会矛盾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

  

黑手党——政府权力静态真空的产物

  

   我们将在本节和下一节中,先后分析意大利黑手党和中国青帮的产生,由此透视秘密社会得以产生的一般规律。这样既有实例,免除空论,又可以从对比中获得启示。

   黑手党产生于意大利西西里。西西里的传统和近代的政治结构是黑手党产生的直接背景。在古罗马时代,西西里是由奴隶种植的产麦基地。据估价当时西西里有60万人,其中近半数是奴隶。奴隶们不断逃跑、占山为寇和寻求庇护,是那段历史中的重要内容。

   这一历史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不愿置身于国家法律的管辖,宁愿做有地位家族的帮客。就正式的统治而言,长期以来西西里一直是外人管辖之地。外来的统治者不断更迭,致使地方权势,即男爵势力坐大。男爵们拥有各自的私人武装。18世纪末国家已掌握政治、司法权力,男爵的武装力量仍比国家强大。直到1892年私人安全体系的时代才告终结。私人武装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从保护自己开始,至:λ硕,它为秘密社会的形成注入了基因。在封建时代末期,男爵们纷纷离开了西西里的乡村,迁至意大利本土乃至国外。其领地由转租人,即二领主代管。二领主多为小地主、牲口贩子、私人武装头目等等。二领主得陇望蜀,以种种手段迫使老领主放弃土地,永远离开庄园。如果说男爵代表着封建,政府代表着近代国家,西西里则处在封建制度一去不返,近代国家有形无实的状况中。

   概言之,历史上的西西里像个殖民地或托管地,无自主政府,充斥着移民和逃亡者,近代的西西里更陷入权力的真空,这种特殊的传统与近代政治结构是强人领衔下的自救组织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影。

   黑手党人权力的获得自然与前现代的多数权力获取一样,凭借暴力。因其规模。浣⑷ㄍ钡谋┝κ褂酶烁窕。杀人是成为黑手党头目的“入场卷”,有了这一光环才能走上权力的生涯。但这种权力所以能够维持,在于他们不以作盗贼和土匪为归宿。西西里的文化传统影响了它的强人的价值观,黑手党头目的理想是作受人尊重的权势者——正是在“体面”这一关键处他们与土匪盗贼分道扬镳。黑手党对社会负有一定责任,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

   据说在西西里,发生偷盗时,如向警方报告,75%的情况是无所作为,15%能找到罪犯,只有10%能追回赃物;如找黑手党调节,只有5%未获成功。当然被盗人要拿出被盗财产的1/3-1/4供调节人与盗贼瓜分。黑手党还调节经济纠纷,调节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因为其调节力量胜过政府,遂强化了这一亚文化:靠民间不靠朝廷。

   这种自救组织为什么成了秘密社会,成了“黑社会”?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暴力是由国家垄断的——在国家权力有效时其代价最。皇且蛭谴邮铝朔欠ɑ疃乇鹗呛笃诘姆范臼蛊洹胺欠ā鄙,这自然也是由国家判定的。在国家为社会提供充分的服务时,不存在黑社会,因为没有必要。在国家权力极度衰落时,自救团体无非法可言,即使使用了暴力。只是在二者共存时,才有了秘密社会,或曰“黑社会”的称谓。

   就是说,存在着双重道德:一边是国家的,另一边是亚文化的。一旦国家使人民接受了自己的法规,使人民的道德规范与国家的相吻合,黑手党人就变成了歹徒。

  

青帮——政府权力动态真空的产物

  

   某一地区中政府权力的真空是秘密社会产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命题被当今世界上最受瞩目的秘密社会黑手党的案例所证实。这一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呢?本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滩是该命题的一个例证。

   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在上海建立租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上海迅速崛起。但是权力的真空——满清与民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事情,租界的洋人掌权者又无力治理华人占主体的社会——使得上海滩混乱无序,罪恶丛生。人们常常说,某种真空会“呼唤”某一事物的产生,这其实只是一种修辞,真空不过是为该事物的出笼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上海法租界在上世纪末“以毒攻毒”,招募青帮中人黄金荣作巡捕房探长,说明它真的在“呼唤”某种力量,即使该力量来自“黑社会”。后来居上的杜月笙——权势绝不逊色于黑手党的任何一位教父,连蒋介石都要将上海的事情托付给他——说明了八面来风的租界地上海是秘密社会千载难逢的沃土。

   但是,上海在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中却只是一个特例。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不乏秘密社会,却统统与租界无关。并且,中国古代的皇权统治与意大利的封建制殊为不同,它根本没有提供“权力真空”或“三不管”的地带。不错,皇权帝国也有其地广人稀的边陲。但权力的直接含义就是管人的,人少权少,人无权无,只有人口数量与密度正常而权力失缺才可以称为“权力真空”。而这个意义上的“权力真空”在皇权治下的古代中国基本不存在。固此,它的秘密社会必是遵循着与西西里完全不同的途径生长和发育的。

   湘人王闓运在其《湘军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代会党产生的原因:

   哥老会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光,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

   但是历史已被尘埃湮没。对当时的智者不成问题的事情,在今天却是需要思考和解答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起于游民,几成共识,而为什么游民要结成秘密团体,其深厚的成因却是不可以轻易带过的。

   古代的中国社会是个静态的乡土社会。大家居族而居,其物质与精神生活基本都发生在熟人之中。流动很少受到鼓励。相反,耕读传家,父母在不远游是古训、传统,乃至理想。这样一个静态的、封闭的社会,自然没有为它的流动人员作好充分的准备。

   国家和社会没有在物质上为流动作好准备,流动时自然极其艰苦。但困难在何处,今人是可以想象的,不外旅行与食宿。

   而在心理上,这个静态的社会还没有为较大规模的流动作好准备,却是今人所难于想象的。那就是人们对陌生的恐惧。而陌生中最可怕的无疑是陌生人。陌生所带来的恐惧会不可思议地导致暴力。陌生与恐惧都是双向的,而双方的力量却并不平衡。其结果是异乡人成为易受迫害者。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生动地描述出下述情景。

   1768年,一种“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盘桓。据说,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可以偷去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这传说日甚一日,于是发生了以下的一幕幕。

   4月,杭州的四个和尚因所属寺庙无法负担他们的生活,到一河之隔的萧山县去化缘。一个孩子看到其中一个和尚铜钵上的名字,便大声念出,和尚笑着说:“小官人,认字了,叫什么名字。”孩子不理,和尚就上路了。不料,一会儿孩子的父母追来,认定和尚在招孩子的魂。村民围过来将二个和尚捆绑起来,殴打,并送到驿站。另外两个和尚听说后不服,去告官,受到捕投勒索,拒交,于是一同被诬告为“叫魂”,从此开始了他们苦难的刑讯历程。

   5月3日,苏州人丘永年等三人在常熟流浪,被捕役搜查发现一把剪刀,旁观的一个孩子说刚才不知谁碰了自己的辫子。这个流浪汉不由分说被判定要剪孩子的辫子来“叫魂”,在县衙门被打致死。

   4日,浙江湖州的和尚净庄打算顺太湖去苏州,在胥口镇歇脚时一个渔夫问他们是否从正发生叫魂的湖州来的,并威胁要抓起来盘问。净庄被吓跑,渔夫认为得到了证实,纠集人们把净庄抓起。

   21日,汉阳府街头人们声称抓住一个可疑的“妖人”,将其打死并焚尸。

   10月,直隶和尚通杲决定还俗回乡,开始蓄发。走到山东泗水县,仅因口音和头发的异常,被县役当作嫌疑抓获,刑讯至惨不忍睹。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孔飞力这样评论此等事件:

   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索。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想象力便能够意识到某一“游方道士”的威肋。一个在本乡邻里间驱邪的法师大概不会比一个家庭医生更具威胁性。但如果他是外来人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四处飘泊的流浪者(不管是僧还是平民)由于在社区内缺乏联系纽带便很自然地成为可疑分子。

   社会对流动的物质设置与心理准备上的双重匮乏,迫使那些常规的流动者寻求和建立一种自我保障的服务系统,那是名副其实的“自救”。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常规性流动群体。其一是官僚系统。一句唐诗“同为宦游人”道出了官宦的流动性。而官僚系统为自身的流动——行止起居、送往迎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社会中的某种短缺当然并不意味着官僚系统中的短缺。其二是槽运系统,也就是近代最大的秘密社会青帮所托胎于其中的那个组织。槽运的由来、功能、规模如何呢?

槽运始于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其功能为南粮北运。唐初每年运额20万石左右,开元年间达到200多万石。宋朝太宗时运额定为300万石,以后增至600万石。元代运额较少。明代运额与宋代相仿佛。清代嘉庆以前每年运额平均400万石以上,道光以后,由于海运开始,槽运减少到300万石,乃至200万石。与历代相比,清代槽运基本没有间断。嘉庆以前,槽运的数额占全国田赋征粮额的一半以上。槽运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个朝代的经济命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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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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