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友 任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分类研究

——基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抗战档案典藏现状的调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2 次 更新时间:2016-02-20 09: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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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友   任竞  

   摘要:据笔者实地调查及文献统计表明,胡佛研究所典藏有150个全宗,计2,933盒(文件夹)及1,796个缩微胶卷的中国抗战档案。这批档案的形成主体,绝大多数是由战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人员构成,同时包括少量战时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人;档案的载体,主要由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回忆录及著作等形式构成;档案的内容,囊括了战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现状。它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

   关键词:日记 信函 电稿 备忘录 回忆录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全称“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是斯坦福大学附设的一所独立文献典藏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以“收集资料,通过学术的研究,深入发掘‘战争’与‘革命’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促进‘和平’的发展”[1]232为创建宗旨,以典藏“战争、革命及和平”为主题的档案文献著称于世。具体而言,胡佛研究所典藏有一战、二战、“十月革命”、苏共及4,000余位近代国际人物档案,共计4,500余个全宗[1]226,6,000万件[2];图书160余万册;期刊2.5万种[1]223;缩微胶卷6万余个;被誉为“有关20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的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2005年前后,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孔祥熙档案及国民党文件等大量核心抗战档案入藏,并陆续开放,该所又俨然成为抗战文献典藏基地和抗战史研究中心。近十年来,海内外史学界、图书界、文博界亦对该所给予极大关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作为抗战文献典藏和研究专门机构,也不例外。

   2012年9月,笔者受邀随“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一行,参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参访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代馆长Linda Bernard女士、东亚研究所主任张少书教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等专家支持和帮助下,笔者有幸查阅了部分相关档案,并获赠其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文献最新目录和提要①等一手资料。经过逐一翻译、剔重、甄别和归类,并参考学界前期研究成果②,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对该所抗战文献典藏现状作一个概述,以飨读者。

   目前,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典藏全部档案,约4,500个全宗,6,000万件,而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共有522个全宗③,约300万件[3],其中,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则有150个全宗,2,933盒及1,796个缩微胶卷。这批抗战档案,绝大部分是战时中美两国政要、军事将领、使(领)馆官员、参战官兵及在华社团、记者、外籍侨民、传教士等人士的个人文书,因此,它以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著作及回忆录等为主要载体,以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等为基本内容。

   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拟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分别介绍如下:

   一、综合类

   综合类抗战档案主要分散于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政党组织及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三位国民党领袖或政要等5个全宗之中。此类档案囊括了战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政府决策层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基本政策策略的制定与修正、重大事件的应对与协调等核心信息,共计282盒、1,749个缩微胶卷。

   (1)中国共产党文件,33盒,包含有1933-1945年间,中共关于全国及各级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状况的内部文件、书籍、期刊及小册子等。

   (2)中国国民党文件,1,747个缩微胶卷,包含有1931-1945年间,国民党的各种政治、军事政策文件,尤其是最高国防会议记录。

   (3)蒋介石日记,76标准盒。截止目前,日记已经开放到1955年,其中1931-1945年的日记囊括了其对战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决策、重大事件应对等全局性问题的规划、概括和检讨。由于其日记内容具有覆盖面广、连续性强等特点,所以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貌。

   (4)宋子文文书,69盒,又2个缩微胶片,已经全部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关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二战期间,中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对美外交;战时中国重大事件;战时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的外交政策的通信、演讲、著作、备忘录、报告和照片”④。

   (5)孔祥熙文书,103盒,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中第51-103盒只提供缩微胶卷。主体内容是关于抗战前后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战时中国的外交和财政政策的报告、会议记录及材料、通信、演讲稿、著作和音像材料等。

   二、政治类

   政治类抗战档案主要散存于以下两个层面人物文书中:一是经历抗战的国民党内派系人物,如谢持;国内党派政治人物,如曾琦、彭述之;国民政府部(会)行政首脑,如陈立夫、徐道粼、程天放;。ㄊ校┑胤秸,如蒋经国、严立三;国内普通知识分子,如陈永玲等人的文书中。二是战时服务于国民政府的外籍政治顾问,如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或与之有关联外籍学者,如纳撒尼尔•彼得•拉思冯(Nathaniel Peter Rathvon)、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培根•彼特司(William B Pettus)等13人的私人文书中。此类档案记载战时中国局部或某一方面的政治现状、改革、建设和纷争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133盒、45个缩微胶卷。

   (1)陈立夫回忆录,9盒,其回忆录《暴风雨荡涤中国(1900-1993)》(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1900-1993),是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情况。此外,此档案中还有陈立夫的相关手稿、信件等原始文献。

   (2)蒋经国日记,18盒,又38个缩微胶卷,此卷宗尚未开放。档案提要仅为“关于中国政治状况的资料”⑤。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次年他在江西开始长达7年的基层政治历练;1944年任三青团中央主要领导,开始涉入高层政治。按常理推测,此卷宗应有相当规模的关于战时江西政治状况的历史信息。

   (3)徐道粼文书,1盒。徐道粼,法学家,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行政院事务局局长等职。其档案是关于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地方自治的著作《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地方自治:民主自治与传统集权的冲突》及各种资料。

   (4)程天放文书,14盒。程天放,国民党领导人、政治家。其档案是关于1940-1967年间中国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日记、笔记、著作和演讲词等。

   (5)严立三文书,3盒。严立三,国军中将,曾先后执教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战前后曾任湖北省主席、民政厅长等职。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10-1944年间中国政治状况及军事活动的日记、笔记和著作等。

   (6)曾琦文书,2盒。曾琦,青年党领袖、参政会参政员。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25-1951年间中国政治状况、青年党、中美关系的著作、通信、演讲稿、剪报和印刷品等。

   (7)谢持文书,2盒。谢持,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领袖。其档案主要是关于1939年以前中国政治情况。

   (8)彭述之文书(含其妻陈碧兰部分文献),5盒。彭述之,中共早期领导人,后沦为“托派”领袖。其档案主要是关于中共早期运动、“托派”在中国活动的决议(resolutions)、通信、著作、演讲稿等;同时,也包括陈碧兰关于中国社会妇女状况的通信、回忆录、著作等。

   (9)陈永玲文书,1文件夹。陈永玲,战时新疆学者。其档案是其回忆录《盛世才,一个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新疆封建军阀》及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部分材料。

   (10)莱恩巴格文书(甲),29盒。莱恩巴格,1930-1937年曾任国民政府法律顾问。其档案有关于中国政治状况的日记、通信、笔记、著作、演讲稿和照片等。

   (11)莱恩巴格文书(乙),35盒,又7个缩微胶卷。莱恩巴格,美国政治学家。其档案有关于抗战期间及战后中国政治状况的日记、通信、著作、演讲稿和宣传品等。

   (12)彼特司文书,1文件夹。彼特司,1916-1945年曾任北京华文学校(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校长。其档案有他本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及其他友人,关于中国抗战、战时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状况的调查报告等。

   (13)拉思冯文书,1文件夹。拉思冯,美国商业管理者。其档案是1923-1945年间,他就中国历史、政治事件与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William H.Donald)及其他中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信函。

   三、经济类

   经济类抗战档案主要散存于以下三个方面全宗:一是战时国际国内经济援助机构,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the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或在上述机构从事援华的工作人员,如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杰斐逊•富兰克林•雷(J.Franklin Ray);二是战时行政院经济部门首脑,如张嘉璈、赵棣华;三是战时国民政府美籍经济顾问,如阿瑟•尼科尔斯•扬格(Arthur N.Young)、路德维克•维托尔德•雷奇曼(Ludwik Witold Rajchman);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美籍高级管理者,如兰霍恩•W•邦迪(W.Langhorne Bond)、欧内斯特•巴特森•普利斯(Ernest Batson Price);美国在华经济类官员、学者或商人,如尤利•郝柏特•阿诺德(Julean Herbert Arnold)、布鲁斯•M•史密斯(Bruce M.Smith)、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里米(Charles Frederick Remer)等13机构文件或个人文书。此类档案不仅涉及战时中国财政、金融、交通、贸易等宏观政策制订及实施;还涉及到资源调查、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也包含战时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国际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援华记录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369盒、又7盘录音带和1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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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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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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